謝世良教授專訪｜陽明大學

醫師科學家
我所憧憬的過去、所熱情的現在、所期許的未來

現職
陽明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特聘教授
陽明大學免疫學研究中心主任
台中榮民總醫院免疫學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合聘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疫苗研發中心合聘研究員

研究專長
分子免疫學、醣體免疫學、腫瘤學、分子醫學

研究之路經驗談

訪問之前，已知謝教授的卓越學術背景與一般博士不同——他曾於國立陽明醫學院（國立陽明大學前身）修習七年醫學課程含臨床訓練後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生物化學與免疫化學博士。我們相當好奇教授在完整醫學學程後是受到什麼啟發，讓他與科學結下不解之緣，最後放棄成為醫師而成為致力於研究的熱情科學家。
和煦的九月天，我們與謝教授於陽明大學附近的咖啡廳進行專訪。教授溫和且友善地娓娓道來，分享學生時代之所以邁向科學道路的緣起：回溯到他大學三年級時，有兩位老師是他所景仰的典範——一位是教他免疫學的老師，當時陽明醫學院的校長韓韶華先生。韓教授是台灣第一個免疫學博士，教學有別於一般老師，投影片不多並且大量運用了有趣的卡通圖解釋免疫機制，讓他對該學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同時意識到免疫學與疾病有直接相關聯性，覺得深入鑽研或許會有更多的發現。第二位影響他深遠的老師是李鎮源教授，他當時是謝教授夫人‐現任台大藥理所教授的實驗室老闆。謝教授打趣地說：「常常要去實驗室等女友，感覺她每天做研究都很認真，因此開始對研究十分好奇，因緣際會的認識了李鎮源教授有機會更進一步了解何謂研究。」李教授嚴謹的做事態度與堅持原則，深深影響謝教授的價值觀，更成為他重要的Role model。
當謝教授從陽明醫學系畢業後，他選擇留校擔任基礎研究助教，但這還不夠滿足教授對科學的求知心。他努力爭取公費留學的機會，考上英國名校牛津大學。當時出國唸書已逐漸形成潮流，準備到一流學府唸PhD不僅是他的夢想也是生活中快樂的泉源，風氣的陶冶與追夢的鞭策之下更加深他赴外攻讀的決心。謝教授回國之後曾於放射腫瘤科做臨床醫師；每日看診繁忙，晚間再到實驗室工作並與研究生討論，幾乎無法撥出時間經營家庭。在這種蠟燭三頭燒的情況維持半年多後，於現實考量之下做了割捨，選擇科學研究為其終身志業。

國內外研究環境面面觀

謝教授覺得當時國內外研究環境差異很大。他當時在Oxford生化系E.M. Southern (Southern blot發明者) 的實驗室學習。Oxford有700多年的歷史，實驗室和成員的規模之大令人驚嘆，如同workshop一樣。特別讓謝教授印象深刻的是身為陽明第三屆學生，到陽明圖書館找文獻的時候常找不到年代較久的文獻，但在Oxford圖書館的館藏，卻許多期刊都有第一期開始的收藏，資源環境之豐富更有助於專心研究。老師在三年三個月就完成其研究成果，發表了三篇paper並拿到Ph. D。
謝教授提到國外在訓練學生基礎研究時和台灣不一樣——外國訓練學生做基礎研究很有系統，扎實地從基礎開始教；台灣研究訓練一天所教的實驗方法，Oxford往往要教七天，雖然比較慢，但是學完之後便對它十分有概念。做學問和準備考試很不一樣，要懂得查資料、想出問題所在，然後形成一個假設。相對地，台灣很多地方都只教導不實做，沒有實際經歷加上師長不鼓勵學生思考問題，使得台灣的學生難以了解研究。例如實驗上通常會做一組控制組 (包括positive control和negative control)，一旦實驗結果出問題，可以有邏輯地排除問題，不會毫無頭緒地重覆做實驗，但台灣研究生常忘記控制組的重要。早期不注重這些方面使得台灣早期投稿期刊論文品質很差而被退稿，遺憾地這個問題現在還持續存在。
謝教授認為做實驗就像武俠小說，指導老師十分重要。即使是國外知名學校也會有較差的實驗室，而一個好的實驗室會很有組織，你能學習到做研究的精神與方法。以前因為在國外做研究人較多，往往可以和較多人有學術交流的機會，比較容易有國際觀，但現今台灣也是有和國外旗鼓相當的實驗室，而且一個美國諾貝爾得獎主來台灣的次數可能比到美國的一個小學校次數還要多，你能夠有機會與其面談。因此謝教授認為身在現今的台灣，並不一定要前往國外攻讀Ph. D，能夠在一個好的實驗室學習比較重要。

由SARS引發的靈感—登革熱研究

關於在2008年刊登於Nature的登革熱免疫治療論文，謝教授表示該研究主題的靈感來自2003年的SARS。全新的病毒造成感染之後被分解，但發炎反應所引起的細胞素風暴 (cytokine storm) 使得血液裡的蛋白質進入組織，在組織造成腫大也讓血壓下降，患者會發生休克甚至死亡。
當年SARS流行期結束地快，老師轉向研究過去在台灣曾流行的登革熱，主要研究的是細胞素風暴，包括體內如何辨認以及要如何找到細胞素風暴標的物，如此一來治療疾病就可以藉由治療該標的物來達成。利用「分子藥物」的概念，需要找尋的正是能治療登革熱引起細胞素風暴的target。傳統使用的類固醇治療雖然強效，壓抑免疫系統的反應卻會連同抗病毒的免疫力也壓抑。老師的想法是假設體內有重要的蛋白質會去識別登革熱病毒，只要找出它然後阻斷它的作用之後，就有機會治療疾病。他根據自己念了很多文章累積背景知識後，從細胞多種的receptor裡去找最有可能的開始研究，最後找到CLEC5A的受體。謝教授提醒大家，刊登在期刊上的文章和實際上去做實驗時有很大的差別——文章上陳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實際上這些成功的例子可能來自為數眾多的失敗嘗試之後才獲得。
（科學人雜誌對此研究的介紹如下http://sa.ylib.com/saeasylearn/saeasylearnshow.asp?FDocNo=1292&CL=87）

從MD到PhD

國外進入MD‐PhD學程的比例大約是百分之十，也就都是十分優秀的學生才有機會，而國外的 MD‐PhD制度由於可免去高額的學費而能夠吸引優秀學生。基礎研究的經驗對申請進入該學程擁有較多優勢，而往往是有研究經驗且成績很好的學生甄選通過，因此國外醫學系的學生在大學四年制的學程中早已受過良好的基礎科學訓練。如果未來有意願攻讀PhD，他認為一定要在大學期間實際到實驗室去學習。
陽明醫學系的醫師科學家學程，鼓勵學生們在大四時暫時休學，以攻讀博士學位。謝教授認為這是從西方學來的制度，為了及早留住醫學生們的好奇心，也為了能夠提早訓練出成熟的研究學者。攻讀博士學位需要花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而年輕的學生們不論是精力或是時間都比畢業後有生計甚至家庭負擔的醫師更為充裕。謝教授提醒我們好奇心常常在成長過程中被扼殺，我們的生長環境與教育模式常常是扼殺我們好奇心的兇手。受過研究訓練後，在臨床上觀察到一件事時的想法會有所不同，也有足夠的研究背景知識知道如何把觀察演變為假設，並付諸實驗進行研究。謝教授認為，一個人在30歲成功與在50歲成功，其成就將有所不同；30歲成功的人將會想求更好，而50歲成功的人卻易於傾向守成。因此他勉勵我們能及早進行研究訓練，並能夠有所成就。
謝教授認為醫學生學習的課程並不會讓醫學生們在研究的道路上輸人，反而在基礎醫學研究會有優勢。由於組織學、生理學、病理學的知識，醫學生對組織標本和疾病相關研究的病理機轉更有概念，能夠在進行與疾病防治相關研究時更有優勢。他也曾建議校方鼓勵生科系的同學去修醫學系的組織學、生理學、病理學，以獲得相關的基礎知識。
謝教授認為台灣醫師的病患數量負荷量較大，更難有時間去思考問題進行研究，但他也認為身為醫學生是很幸福的，擁有寬廣的路包含臨床的許多科別，或像他一樣進行研究，甚至可以去做醫療律師。在醫學中心中，臨床與研究的醫師都是重要的，要有很會看病的醫生，也要有專精做研究的醫生。依照個人興趣，可以行醫兼做研究亦可以只擇其一，也可以選擇從事公共衛生工作。

醫學－創造無限可能的起點

謝教授提及近來蓬勃發展的轉譯醫學可以說是醫生最大的利器，不但可以用來解決科學問題，又可以應用在醫學上，而且探討的都是很實際、很重要的問題。謝教授認為台灣在做研究往往都有一個弊病，將經費用於購買昂貴的儀器，用昂貴儀器所測到的數字去包裝研究結果；在美國儀器往往的是技術員在操作，而教授負責思考問題。「重要的不是昂貴的儀器，而是要思索科學的本質。」
謝教授勉勵所有想從事研究的醫學生：「態度決定你的高度。」有的人雖然在研究地位上卓越，但是對於科學研究未抱有該有的態度，認為這只是求生計的工具，而往往不能持久，因此在選擇實驗室學習時，實驗室主持人的研究態度很重要。謝教授提醒我們未來在做研究時要杜絕誘惑，不需花太精力在精打細算上，否則便無法有太多時間專心研究。「醫學的路很長很廣，鼓勵你們勇於去追求你們的夢想。